摘 要
中医药的地域性发展和家族性传承特点，尤其是各地中药品种和使用习惯的不同，决定了民间大量单方、验方和秘方的存在。1954年后，随着“正确的中医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医业者“重获解放”，中医纷纷用献方表达喜悦和感激之情。有组织的采风、访贤始于河北省卫生厅十大中医工作部署，一些省市也同时开展了这类工作。这两项工作最终引起高层的关注，并借由卫生部的推动成为风靡大江南北的群众运动。正式及非正式出版的大量单方验方、秘方集是这一运动的副产品，部分资料在今天看来仍有价值。由此触发20世纪50年代后期药用植物研究的热潮，成为“文革”时期“中草药运动”的前奏。
撰文｜李 剑（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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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指“有效验的方药”[1]，不见载于医书，临床有效而流传于民间者；亦称偏方，以别于经方。单方专治某种疾病，通常药味简单。许多单方有确切的临床效果，亦属于验方范畴，因而，单、验方常相提并论（[2],68页）。单方、验方是中医药重要的民间存在形式，具有价格低廉，能治疗特殊疾病或者起到特殊治疗效果的特点。秘方包含上述两类，唯因医家或个体掌握，秘不外传而已。
献方特指1941～1959年间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中医政策形成和贯彻过程中，由中医业者自发献出秘、验、单方，扩展到政治动员下业者与普通民众贡献秘、验、单方（后径以“三方”代称之）的行为。采风始于河北省访求民间良医和秘、验、单方的“访贤采风运动”。“大跃进”期间，献方和采风演变成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产生了大量秘方、验方、单方（汇选）集，并带动了新中国药用植物、中兽医的研究热潮。
目前所见的专门研究，仅有张瑞贤等《20世纪50年代的献方运动》[3]，其重点在评述1958年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保定会议”）后的献方，并视之为“文革”“中草药运动”的前奏。
1 中西医合作方针与延安时期的献方
中共领导的中医工作中，最早的献方见于延安时期，意在配合“中医科学化”及后来毛泽东提出的“中西医合作”方针，打破传统中医的保守风气，使验方、秘方广泛流布，并借此提高中医政治地位。后来这一做法在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推开。
1.1 中西医合作方针的提出与李鼎铭推动献方1941年9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及中西医共同开展医药工作等问题。与会中医献出治疗夜盲症、腹痛、心痛、花柳等病的“祖传秘方”十余种，这是中共领导的中医工作中第一次公开献方。①
在推动中医业者献方方面，既是中医业者，又素为毛泽东所推重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②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7月，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专访时，李鼎铭系统阐述了中西医合作的必要性、长期性，指出：
为此，两方面都必须多求接近机会，互相谅解，把各自的经验、技术毫无保留开诚布公地讲出来。［5］
他批评了中医的宗派和保守观念，表示愿以身作则，将毕生行医经验及所有良方全数贡献出来，以号召所有中医摒弃保守观念。[5]
1944年10月16日，在参加边区文教会议的医药卫生组讨论时，李鼎铭号召中医公开各自的秘方，由政府汇集付印，分发各地采用。子洲县中医马汝林当场献出两本秘方，其他中医亦献出自己的经验和秘方（[6]，96页）。这则消息以“李副主席号召中医公开秘方”为题发表在10月18日的《解放日报》第1版。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西医合作”方针。[7]11月16日，文教大会通过了《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后经边区参议会批准公布。其中提到：
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与学习西医，公开自己的秘方和经验。（[8］，192页）
这是中共领导下第一份鼓励中医献方的文件。
12月6日，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做《关于边区文教工作的方向》的报告。他指出，自4月间毛主席提出中西医合作以来，边区即组织各地的医药研究会和召开医药座谈会，发现了很多模范医生，公开了很多秘方。他强调：
一切部队机关的西医必须兼为群众服务；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对一切中医劝其公开秘方与经验，劝他们努力学习科学，改造自己的业务。（[6]，98页）
次年3月，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该会将“征集研究切合边区地方人畜需要之药方并介绍推广之”列入其任务中。（[8]，309页）
1.2 献方在其他根据地的扩展献方的做法直接影响到其他根据地，而召集中医业者座谈并动员献方的样式也广泛仿行，直至1950年代中后期。1947年12月，冀鲁豫行署卫生局召开医药卫生座谈会讨论中西医合作问题，通过经验介绍和讨论，消除了中西医间的成见，并号召：
中西医要认真做人民的医生，明确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不要拿架子，有效的秘方广泛传播，使广大农村群众减少疾病的痛苦和死亡率。[9]
►《健康报》1959年6月24日第4版发表的木刻《中西医合作研究整理秘方验方图》
清丰[10]和振堂[11]两县先后召开了全县医生座谈会，经过动员，征集到了一批秘、验方。冀南行署遂于当年7月办起了中西医学研究社，至1949年3月已有20名社员，社员约定：
中西医生互献秘方，克服保守性，大家都明了自己献一个，就能换回大家的二十个。[12]
1949年初，中医王曾岳提出建议，既然城乡医药资源分布不均衡，又值国家百废待兴，“医药困难一时还不可免，这种偏方在一定的时期还可以推广运用。”建议各地卫生部门制订计划：
利用现有医药界的组织，使中西医相互结合，去专门搜集、研究、分析、实验，求得对偏方的正确应用方法后，再介绍给广大群众，这对目前临时解决农村买药困难，是会有帮助的。[13]
可惜这一建议没有引起卫生部门的重视。
2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医献方
2.1“大跃进”之前的中医献方2.1.1“重获解放”的喜悦和感激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医业者对新政府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卫生部1950年工作计划大纲也曾提出：
拟专门召集一次全国性的中医会议，采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验方，取其有效成分，加以精制，逐渐推广。[14]
但1954年之前，由于面临大量的卫生防疫工作和各种政治运动，专业研究机构又付阙如，这项工作没能引起重视。中医虽然接受了政府倡导的“科学化”改造，积极参与卫生防疫等工作，卫生部门及地方政府并未给予中医业者应有的尊重和待遇，反而对中医加以种种限制。直至毛泽东出面干预，才逐步扭转了这一状况。通过自上而下地开展中医政策的贯彻落实，各省、市纷纷召集中医代表会议或中医座谈会，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纠正前此的做法。
据《健康报》，1954年9月至1957年3月，中医代表会议及中医座谈会由大区、省级扩展到县、区级。以华东区和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为例，会期从1954年10月5日到14日，长达10天，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谭震林、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统战部副部长陈同生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彭柏山、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金仲华都先后到会讲话，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会议期间，许多老年中医“公开交流了他们历年积累的医学经验。”[15]这期间的《健康报》报道的中医代表会议或中医座谈会，几乎都有中医业者献方环节。过去，许多中医抱着“有子传子，无子传贤；无子无贤，抱卷长眠”的思想，验方秘方不轻易外传。这方面，卫生部门的中医政策宣讲和动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学习，……四川省郫县70多岁的老中医钟载阳献出祖传治疗腹水的秘方，江津县中医邱文正献出跳骨丹，江苏省第二康复医院杨雨辰医师将家传三代的验方四册献给省卫生厅研究。据河北、河南、四川、青海、贵州、湖南、湖北、热河等省的不完全统计，到（1955年）5月10日止，中医们所献的验方、秘方、单方，已有3000多个。[16]
迟至1957年3月举行的贵州省首次中医代表会议，与会的汉、苗、侗、布依、水、回、彝等民族的中医代表献出的秘方、验方多达580个。[17]
2.1.2 献方行为的泛政治化“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涉及卫生工作的各方面。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讨论确定的1955年的研究任务中，强调：
各医学研究、教育机构必须特别重视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努力学习这份具有丰富经验的医学知识。……因此，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对中医中药知识和中医临床经验进行整理和研究，搜集和整理中医中药书籍（包括民间验方、单方），使它提高到现代的科学水平，是我们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健康报》专门为此编发了社论。[18]实际上，整理、提高中医学术及经验的使命，自延安时期就已指定由医学科学工作者承担，这次不过是旧话重提。
►1956年，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期间吴棹仙（左）向毛泽东主席献《子午流注环周图》（《大众医学》1956年6月封面）
献方和献宝最终出现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1956年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期间，重庆市第一中医院院长吴棹仙③①把《子午流注环周图》献给了毛泽东主席。《健康报》编发的《毛主席和中医施今墨④谈话》、《毛主席和石家庄传染病院中医郭可明③⑤握手》及《重庆市第一中医院院长吴棹仙向毛主席献“子午流注环周图”》等3张照片，立即引起全国医药界的轰动[19]。该期《健康报》还配发了吴棹仙《我把“子午流注环周图”献给了毛主席》一文。
同年6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卫生部部长李德全（1896〜1972年）在发言中提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许多中医中药治疗方法的发现。迄今为止已发现了400多种治疗血吸虫病的单方、复方，其中有27种业经临床证实具有很好的疗效，再一次证明我国医学的医疗效果是卓越的，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是异常丰富的。可以设想，在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中，中医中药将发挥其更伟大的作用。”[20]表明了卫生部门对献方行为及验方疗效的肯定。
2.1.3 秘、验方的整理、汇编与出版据《健康报》报道，较早组织整理和研究验、秘方的是徐州市卫生局。1954年10月，徐州市已收集到62位中医献出的265个验方、效方。该市卫生局聘请了经验比较丰富的9名中医组成验方审查研究组，以分工负责与集体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审核这些验方。经过甄审，将验方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适用常见病、易得药、认为临床应用上已证实有效；第二类是以适用于常见病、易得药、认为临床上使用有效而尚未经科学证实者；第三类是治少见病、离奇药、临床疗效不显著者（保留之）。而后，“将第一、二类验方中选出了18个，结合季节，在有条件的联合诊所中作重点实验，以便肯定效用后推广。”[21]
为确证秘方疗效，杭州市卫生局采用了组织中西医共同讨论、分析的方式[22]，而南通市则召集“中医验方试用座谈会”，由中医师介绍验方试用情况并进行讨论，这些做法显然是稳妥而令人信服的。[23]
儒医传统丰厚的江苏省，1954年至1958年底初收集献方3万余张。该省循“积极整理，广泛试验，慎重推广”[24]原则，将各地中医师献方交江苏省中医中药学术研究会分类整理，经“卫生部门和著名的中医师进行了研究和鉴定”后，于1956年4月出版了《中医秘方验方汇编》（第一集），汇集286名中医师贡献的708种秘、验方。[25]显然，此时尚未受到政治干扰，秘、验方来源仅限于中医业者，复经认真的实验和研究，而汇编出版的验方竟不足一千。尽管该省有南通中医院的陈照（1883〜？年）治瘰疠方、季德胜（1898〜1981年）蛇药等全国著名的献方和采风成果，但儒医传统仍占据上风，“很多中医有正统观念，认为秘方、单方是偏方，不正规。”对所献处方，“有的经中医鉴定，认为中医书上没记载而否定。”［26］对有毒中药的使用更加慎重，强调“不应贸然从事，竭力防止发生意外。”[26]直到保定会议结束后，江苏省卫生厅党组副书记顾尔钥发表的文章仍坚持认为，单方验方及一技之长固应重视，但其推广应用，必须与中医的辨证论治相结合。“中医有‘法可定，方无穷’的说法，这也是值得注意的。”[26]算是那个时代一份难得的清醒。
据《全国总书目》，1955年前各地均未出版由卫生主管部门和中医机构、团体编选的验、秘方集。1955年江苏、福建两省出版了中医验方集。1956年扩展至山西、江苏、河北、辽宁、黑龙江、福建6省；1957年云南、四川、河南、广东、山东、陕西6省及西安市出版了这类验方集，中医研究院整理出版了《中医验方汇编（第一集）》，河北、山西、黑龙江等省则出版了续集；1958年11月前，广西、吉林、安徽、贵州、青海等省和重庆市、武汉市组织出版了验方集，江苏、河南两省出版了续集。换言之，1958年底保定会议之前，全国27个省级建制中已有17个省和3个市实际上已开展了收集整理工作并出版了中医验方集（另据1958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27]，至1958年12月时有23个省市出版了验方集），而从组织主体而言，有省、市、区卫生厅局，也有卫协会和中医中药研究委员会。这些工作和成果为保定会议提出更“全面深入”的全国性秘、验方采集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2.2 河北省卫生厅组织“访贤”、“采风”2.2.1 河北省卫生厅落实中医政策情况1954年党中央发出改进中医工作的指示后，河北随即召开了全省卫生行政会议，“彻底地检查了对党的中医政策执行情况，在省的历次党代会、省委全会和省人代会，都对中医工作进行了研究和指示。”（[28],799页）该省第一次中医代表会议于1954年11月13～20日在保定召开，重点是“认真地自下而上地进行了批评，揭发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过去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到会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也自上而下地进行了检查。”[29]此后，“逐级召开了中医代表会，征求意见，听取批评，不少县市把贯彻中医政策列入政府工作内容，在人代会、三级干部会上进行传达贯彻。”（[28],800页）从1955年起，该省相继开展包括访贤求贤、采风在内的全省范围医药卫生“十大运动”：
扭转了对中医歧视、轻视、限制、排斥现象，打击了资产阶级思想，鼓舞了中医情绪，充分发挥了中医作用。（[28],799页）
2.2.2 组织中医拜访团深入农村正是在上述背景上，河北省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1956年3月16日，《健康报》刊发《河北省组织中医拜访团拜访中医》的报道，宣告这一行动的开端，其宗旨是：
深入农村拜访当地名医，征求他们对开展中医工作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意见。
7月20日，《健康报》刊发卢晓采写的《河北省组织中医拜访团的经过》，全面介绍了这项工作的详情，并在该期头版发表社论《深入农村拜访中医》。
此举由河北省卫生厅、卫协会联合组织，抽调33名干部组成拜访中医工作团，分成3个分团，历时30多天，跋涉5千多里，“于本年3月初旬到4月初旬分赴全省各地进行拜访，深入到9专、3市、116个县 ，与数千群众取得了联系，拜访了784名中医，广泛征求了意见，进一步了解了中医情况。”[30]拜访团出发前，组织学习了中医政策，讨论了工作方法，明确了“访贤求师”的拜访态度，提出了“访得细、访得快、访得宽”的工作要求，划分了拜访地区，做了拜访计划。在拜访过程中，3个分团都主动地争取了当地党政领导和卫协会的支持和配合。据报道，许多地区党委统战部和卫生行政部门也派员参加拜访，有的县长还亲自出马，使拜访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为确保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推进中医工作的目的，拜访团采取了慰问中医和个别拜访漫谈、向群众打听、随访病人、召开小型座谈会、参观诊疗等方式。在短短两个月时间，拜访团在784名受访的中医当中，就发现了治疗经验丰富、深通医理、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的名医160多位；受访中医则热情地献出了250多个秘方和57部专著[31]。每结束一地的拜访后，拜访团还将涉及中医政策的情况向当地领导反馈，促进了中医政策更好地落实。
河北省卫生厅和卫协会组织“访贤”后，“各专、市、县、乡也相继组织拜访团，深入到广大中医群众中召开座谈会和登门访问。”（[28],800页）这一运动到1956年底才结束，持续了9个月。除了将各地访贤中发现的有专长、有真才实学的中医延聘到国家医疗机构工作外，也借此了解并解决了诸如中医联合诊所征税、中医使用不合理等问题，使许多中医深受感动，达到了预设的目的。当时河北省卫协会介绍参加公立医疗、教学、研究机构的中医会员已有3571人；该省各级公立医院先后设立了中医科、中医门诊部，省级也设立了中医院、中医研究所、中医学校等，“所有这些机构的中医人才，几乎全都是经卫协会的了解、考察而推荐的。”[32]
自1954年以来，河北省就注意在中医代表会、座谈会、经验交流和各种中医会议上征集民间验方、宝技。1955年秋又在全省开展过一次献方运动。河北省卫协会将几年间收集到的二万多件秘、验方汇集整理，于1956年9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医验方汇选》（内科第一集）。[33]该书出版后颇受好评，各方来信“有催促迅速出版其他各集的；有提出编审上的指导意见的；有把自己的秘方验方寄来希望推广的；还有不少大夫见到自己的方子膺选而表示兴奋，决心更加积极研究的。”[34]河北人民出版社更将该书列为1956年度读者最欢迎、最畅销的好书之一。[35]该省卫协会后来陆续编选、出版了《中医验方汇选》（外科第一集）（1957年5月，河北人民出版社）、《麻疹中医防治法》、《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等七种，造成较大影响。以《中医验方汇选》（外科第一集）为例，到1962年6月时已第6次印刷，单种印数达68900册。
2.2.3更大的目标：百万锦方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尤其是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上，卫生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徐运北（1914～）提出有关要求后，河北省卫生厅于1958年10月发起了“全民采风运动”。运动的口号是：人人献计，个个献宝，把散在民间的东西挖深、挖透、挖光。此时的“全民采风”（［28］，801页）已经具备“大跃进”时期群众运动的典型特征。河北省卫生厅将该运动的主要做法总结为5条：
第一、书记挂帅，全党动员，逐级布置，层层发动。
第二，利用报纸、广播各种宣传工具，深入食堂、田间、工地，广泛开展宣传工作。既要打破有方不献的保守思想，造成献方光荣的空气，又要打破认为“土办法无大用，是平常事”的自卑思想。号召有宝献宝无宝找宝，人人参加献方运动。
第三，召开群众献方大会、中医献方大会、妇女座谈会、老年座谈会，发现线索，采集珍宝。经验证明，这些人因为是土生土长，谁家有方，了如指掌，完全能够挖净、挖光。
第四，一面搜集一面访问，发现了重要东西要及时深入藏家采集，拜访患者，证明虚实，肯定疗效。
第五，边搜集边整理。为此，有些县市专门成立了搜集单方办公室，由专人负责进行分类整理、集册成书发行推广。（[28],801页）
其效果一如“大跃进”其他运动。河间县“苦战三天收集起来1790个方子，经初步审查，据10月底时统计，全省已采集单方、土方162,000件。有1 092个都是有很高价值的，其中有很多是大卫星。”（[28],801页）徐水县则开展了中医三献运动（献方、献宝、献一招拿手经验）。“在最近召开的全县中医工作现场会上，不到四小时就献出秘方、验方365个和手抄验方一本，相当于过去五年全县献方总和的70%。”[36]“这些单方治疗范围很广，大多适应多快好省的方针。”[36]河北省的这些措施不仅得到卫生部的肯定，也成为此后在全国推行的“规定动作”。此时的献方和采风运动已成为医药卫生大跃进的一部分，数量、速度和“放卫星”成为最受关注的重点。
在保定会议前，实际上许多省、市都已开展了献方、采风运动，成绩亦相当可观。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于1958年8月初组织了一支64人的“访问名老中医工作组”，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为期二十多天的访问工作，共访问名老中医556名，优秀青壮年中医及有一技之长的群众255名，收集老年中医整部著作55种，医案469则，验方秘方501种，草药标本63种，其他医话及短篇论文115篇。[37]他如福建、江苏均开展了此类工作。
2.3 卫生部举办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在“大跃进”的洪流中，卫生部也努力跟上步伐。1958年6月，中共卫生部机关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结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号召，动员党员干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群众，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插红旗，拔白旗”。《健康报》专门配发了题为《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的社论。会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卫生部机关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号召所属开展卫生工作“全面大跃进”。[38]
1958年9月8～19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卫生行政干部、专家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代表930余人参加了会议。同时举办了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会议的筹备：
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正确的指示，……
运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形式开展了在技术革命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
在伟大的技术革命中，中医中药一马当先，显示了祖国医学对防治疾病的巨大力量，进一步证明了党的中医政策的正确和祖国医学遗产的丰富多彩。[39]
►1958年10月12日，朱德副主席（左二）到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参观（丁有和主编：《中国卫生40年（1949-1989）》），大地出版社，1989年
10月10、12日，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在卫生部领导陪同下分别参观了展览会（[40],89〜90页），周恩来等还接见了与会代表。[41]《健康报》分5次介绍了展览会的盛况。除了“除四害”、消灭疾病的内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医馆是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的第一部分”[42]。从“叫高血压让路、让恶性肿瘤低头、聋哑人欢呼社会主义好”[42]等展品标题中可以看出，这些从7 401件展品精选出来的民间中医的秘方绝技可能产生的震憾效果。[42]展览会上，出自河北承德民间医生盛子章⑥治疗梅毒的秘方“清血搜毒丸”和“三仙丹”、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等一批中医秘、验方和经验受到极大关注。会后，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9 个分册的《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资料选编》中，“验方”分册印数达20 000册。这次全国性的会议结束后，许多省、市也继起仿行，分别举办了同样主题的展览会。
在此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徐运北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大破资产阶级医药权威”是医药卫生技术革命能否实现的根本关键，技术革命必须搞群众运动，并提出：
立即开展一个采集单方、秘方、验方和一技之长的采方运动，……
各地区要广泛展开宣传，运用现场会、座谈会、个别采访、号召献宝、献方等方式大搞特搞，以期在一、二年内每乡出一本单方、秘方、验方汇编，每一省总结出一本对某些疾病具有特效的验方，加以推广。[43]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会议和展览会几乎同时，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语中指出：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这份报告于1958年11月18日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1958年11月20日，这个指示连同卫生部党组的报告发表于《人民日报》([44],451-453页)，而此时正值保定会议期间，与会者的感受可想而知。从“伟大宝库”一词被引用的情况看，卫生部官员和媒体当已知晓这些政治操作之间的关联，并积极配合政治和卫生工作的推进。
2.4 保定会议推波助澜1957年底，各地爱国卫生运动已出现你追我赶的热烈场面，许多地方竞相提出“四无城”、“七无市”的口号。1958年1月3日，毛泽东手拟《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44],4页)；5日，毛泽东视察了杭州小营巷，由此大大推动了全国范围以“除四害、讲卫生”为口号的爱国卫生运动。2月4日，看到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1月31日报送的关于开展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的简报后，毛泽东对河北省的做法和成绩十分赞赏，当即批示《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此件可发表，广播。”该简报随即改写为新闻报道，以《河北省除四害战斗兵团围歼四害，春节前全省将展开搜索战》为题发表于次日的《人民日报》上([44],70-71页)。河北不仅由此成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先进典型，也成为“贯彻中医政策的一面红旗”([3]，303页)，卫生部将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选定在保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8年11月17日至12月3日，卫生部组织的保定会议举行，各省、市、自治区党员卫生厅局长、高等医药院校长或党委书记300余人参加了会议。卫生部党组书记徐运北作了工作报告和会议总结，中宣部张际春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张稼夫副主任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徐运北在开幕时指出：
这次会议是一次整风会议，是一次现场会议，也是一次组织中医中药工作大跃进的会议。[45]
保定会议目的是重点解决党内思想认识和中医中药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以深入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会议同时举办了河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分5个展馆集中展示河北贯彻中医政策及采风访贤的成果，其中“采风馆”、“卫星馆”和“红旗馆”展示的16万余张单、验、秘方和一系列轰动全国的采风成果吸引了各地参观者。会上，河北省卫生厅重点介绍了开展中医工作的情况。经过16天的听取报告、讨论、参观，会议对今后中医中药工作做了以下安排：
（一）首先在卫生人员中，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开展一个中医政策的学习运动；
（二）大搞西医学习中医运动；
（三）开展群众性的采集验方、秘方的运动；
（四）继续办好中医学院与中医带徒弟；
（五）广泛开展中医研究工作；
（六）大力改革医院工作，充分发挥中医作用；
（七）大力发展中药生产，加强重要经营管理工作。（[40],90-91页）
实际上这与徐运北在会议开幕讲话中提到的工作要点是一致的。
11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河北省开展中医工作十大运动的报道[46]，并配发评论员文章《让祖国医学大放光彩》[47]，盛赞河北的做法，充分肯定中医的科学性，强调党对中医工作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的重要性，认为河北省在中医工作中，始终抓住“发动群众”这一法宝，才“使中医工作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地胜利前进”。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伟大的祖国医学宝库——河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侧记》[48]，用更多的事例说明祖国医学宝库的重要和伟大。
《健康报》对保定会议作了全程报道，并先后发表《抓住思想关键 将中医药工作推向新高潮》（11月19日 ）、《党的中医政策的胜利》（11月26日 ）和《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必须大搞群众运动》[49]等社论。卫生部及直属单位于12月6日开始学习贯彻保定会议精神，卫生部生物制品检定所更于12月14日组织了一个百人参观团，到保定中医药展览会参观学习。[50]
3 采风和献方运动的回响
3.1 各地积极响应一个以采集单方、验方、秘方和一技之长的全民采风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山西省于保定会议结束的第2天（12月3日）即颁布《山西省1959年卫生工作主要任务》，要求：“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收集单方、秘方、验方的运动，并加以推广应用，”“要求1959年每县出一本单方、秘方、验方汇集，各专、市出一本对某些疾病具有特效的验方的汇集，加以推广。”[51]中共陕西省委于12月13日发布《关于大力开展中医中药工作的指示》，其要求与山西省大同小异。[52]福建省于保定会议期间即行动员，到12月13日时，该省“已获得各种单方、验方、秘方达70多万件，青草药标本2千余种，各种医书683部。”“贵阳市在运用座谈会、登门拜访等形式鼓动宣传后，20多天就收到9,600多件，目前已达到15,200多件，其中有著名的卢老太太治疗慢性肾炎的秘方，这个宝是贵阳医学院师生下乡发掘出来的。”“湖北蕲春县的除害灭病中医献宝大会，使一个一向坚持‘三不传’（即不逢其人不传，不逢其时不传，不得其地不传）的余鼎新医师，献出了他父亲秘传的《女科秘要》、《七十二架炉火炼丹秘法》、《马郎推小儿秘诀》、《古法针灸秘授小儿科》和《外科秘要》等5种著作以及22个验方单方。”[53]这些成绩的取得，《健康报》记者认为，“在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政治挂帅，贯彻群众路线，造成了一个浩大的声势，把它当成为六亿人民和人类造福、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创造我国社会主义新医学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完成；同时，又根据广大老中医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尊重他们，诚心对待他们，从而解除了他们的顾虑，一些‘留一手’、‘三不传’等陈旧保守观念，纷纷破除，从而踊跃献出自己的验方秘方。”[53]
3.2各行业、系统的响应除了各地开展的采风和献方运动，波及的范围仍不断扩大。西安医学院结合当时正在进行的医学教育革命，“提出了万件献宝、千件献宝、万个卫星上天，力争全国医药院校第一的要求，鼓励群众的斗争情绪”。截至1958年12月13日，据该院学生组织的1629人的采风队的统计，已收集了19000个秘方单方验方、医书627本、150张穴位图、2082枚针。其中有保存十多年到五十多年的手抄本。[54]南京第一医学院、苏州医学院、南京药学院等根据江苏省委指示，分批轮流下放农村参加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每批半年时间。首批共2300多人，主要任务是参与当地除灭疾病、公共卫生、卫生宣传及收集民间单方、验方、秘方等。[55]
铁道部党组召开的全国铁路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于12月13日在北京开幕，以“贯彻全国中医中药会议精神，检查铁路卫生部门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所存在的问题”[56]。各铁路局、工程局、设计院、工厂和铁道医学院等单位的卫生行政领导干部，中心医院的党委书记、院长和中西医代表共190多人参加了会议，卫生部郭子化部长助理到会传达了会议精神。至12月上旬，全路已采集单方、验方、秘方25万多件。[56]《健康报》配发了“安东铁路医院青年采方小组”在安东开往长春的列车上8昼夜采集验方3,500多个的报道。[57]
12月15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向全军各卫生机关发出了关于学习中医的指示，参加保定会议的军队代表、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殷希彭（1900〜1974年）少将向军委总直属机关的卫生人员传达了保定会议精神。[58]全军中医中药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于1959年举行，会议将150余篇会议论文氛围30余个专题编印成册，作为1960年军队卫生干部在职学习中医的材料。[59]
3.3中药研究热潮与中兽医验方的收集、出版作为这一运动的副产品，药用植物受到生物学、药学学者和卫生部门的重视。在1954年后各地献方中，草药医献出许多草药标本及特效中药如“腹水草”、“龙虎草”，从而引发一轮药用植物的研究热潮。1955年，裴鉴主编的《中国药用植物志》第1册出版，至1958年9月已出版至第6册。1959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编写的《中药志》第1册出版，至1961年10月，该书第4册出版。此后，此类书籍大量出版，旁及野生中药驯化、中药栽培、鉴定、炮制等分支。目前所见，地方性植物药著作最早的是1956年1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太炎、丁志遵《南京民间药草》。此后，新疆、山东、福建、青海、陕西、河南、安徽等省植物药著作相继出版，带动了此类图书出版的繁荣和相关机构研究工作的开展，并成为“文革”时期“中草药运动”的源头。
另一个由此带来全面复兴的领域是中兽医学。1949～1953年未见有关中兽医书籍的出版（图1）。1954年9月，《河南中兽医临床药方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11月，陕西省农业厅畜牧局编的《兽医中药处方汇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此揭开中兽医复兴的序幕。1956年9月3日，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民间兽医座谈会，鼓励搜集、研究中兽医验方。1957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唐）李石等的《司牧安骥集》及（明）喻本元、喻本亨的《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编《中兽医验方汇编》和《兽医针灸汇编》。此后，甘肃、山西、陕西、河南、江西、贵州、湖南、浙江、河北、黑龙江等省纷纷召集中兽医座谈并整理出版了民间兽医验方集，同时，韩宝仁（1897～1964年）、朱盘铭等一批著名中兽医的诊疗经验和验方也整理出版。
图1 根据1954～1964年《全国总数目》统计3类书籍出版数量分布图
4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采风与献方的讨论
4.1 采风与献（宝）方的文化和历史根源采风源自西周的典章制度。向民间访求诗歌、民谣，借以体察民瘼，补充乐章。《诗经》中十五国风和小雅之一部即源自采风。采风与毛泽东一向主张并身体力行的农村调查颇相吻合，井冈山时期的《长冈乡调查》（1933年）、《才溪乡调查》（1933年）等后来都是中共干部培训的重要教本。
献宝多见于朝代鼎革，新旧交替之际。新中国成立伊始自然也不例外。据何季平考证，北平（今北京）解放不到3个月，即有贺孔才（1903～1952年）通过军管会向北平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捐献图书12768件及文物5371件。1949年6月，李德全将冯玉祥身后留下的平郊两处地产及西城井儿胡同旧求知中学全部房产、地基献给北平市人民政府。[60]此后的十余年间，周叔弢、霍明治、丁惠康、陈叔通、马叙伦等众多政要、名人、富商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构献出珍宝，一则向新政府输诚致意，一则是要甩掉烫手山芋。[61]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医业者对新政府抱有莫大的期许，奈何国初数年，不仅延安时期确立的“中西医合作”方针倒退为“团结中西医”，中医政策也得不到落实。业者生计日渐窘迫，停业转行者不在少数，致有中医抱怨“解放后人民翻了身，中医没翻身。”[62]因此，1954年在毛泽东直接干预下扭转局势，中医业者倍感重获新生的喜悦，并将这次翻身与毛泽东相互关联，在各地中医座谈会上感激涕零，更献出图籍、验方、秘技等。贯彻“正确的中医政策”实质上是毛泽东所坚持的卫生工作中根据地遗产的延续，座谈会样式即其明显痕迹，而各地中医纷纷竭诚贡献也使得“正确的中医政策”的推行更具备正当性和民意基础。
4.2 秘验方的整理、刊刻的固有传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部分验方
追本溯源，方书的历史在中国各类医书中可能最为久远。历代医家、学者均有将家传或收采的单方、验方、秘方刊刻、行世的传统。据薛清录主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年），现存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医书籍共12 124种，其中方书1 950种，数量居各类医书之首。方书的版本和刊刻次数也相当惊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现存版本41种，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79种，清代德轩的《普济应验良方》42种，而各种分卷本的清代鲍相璈《验方新编》有172种版本。[63]明清两代更现方书大繁荣，以《验方新编》、清代王梦兰《秘方集验》为代表者达222种。另据学者统计，1840-1949年方书刊刻和出版达到了历史高峰，国内刊刻的方书现存1 352种，约占历代方书总数的73.4%；其中一般方书类165种（占历代同类方书总数的79.3%），歌诀、便读类60种（占历代同类方书总数的77.8%），单验方类784种（占历代同类方书总数的62.8%），本草附方书类7种（占历代同类方书总数的53.8%），成方药目类199种（占历代同类方书总数的92.5%），方剂学汇编、讲义类38种[2],67页。上述数字表明，历代方书中占绝大多数是单验方类，充分说明了秘方、验方的实用价值。“文革”期间及后“文革”时代中医验方再三受到重视，并成为颇受欢迎的中医出版物，除了切实解决一部分农村缺医少药问题之外，也反复证明了这一内在传统的生命力。
4.3 政治力量最终决定了采风和献方运动的样式和走向河北省认真贯彻中医政策并积极开展“十大运动”，是这一运动升级的契机。毛泽东1958年初对河北卫生工作的关注，以及他在南宁、成都、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及北戴河会议等一系列党内会议上，结合批判“反冒进”，对以“除四害”和消灭血吸虫病为中心的卫生工作的一系列作业和反复强调，最终使“大跃进“不断升温，医药卫生领域也兴起了群众运动，为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议和保定会议的举行做了最重要的铺垫。1958年下半年第一天毛泽东满怀豪情写就的《送瘟神》，所彰显的正是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的威力。这两次会议上徐运北的讲话最终给这一运动赋予了政治意义，这从其讲话中“插红旗、拔白旗”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得到印证，反映了卫生工作中毛泽东的构想，因而成为压倒一切的声音。与同期开展的民歌运动一样，采风和献方最终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样式融入了“大跃进”时代。《健康报》及1957年改组后的《人民日报》对此事的报道和评论，强化了采风和献方运动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从而形成了席卷全国的采风和献方热潮。当然，浮夸风也深刻影响到1958年后的献方和采风运动，河北等省动辄十数万的“锦方”并未真正提高中医学术水平。而保定会议抬高中医，贬低西医的做法，引起了思想混乱，也受到邓小平的批评；周恩来随即指示要采取正面引导，纠正出现的“左”的错误，这就是《人民日报》1959年1月25日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发表的背景。[64]
4.4 群众运动的喧嚣并未中断中医传统采风和献方运动起势迅猛，影响深远。饶有兴味的是，尽管中医界借此提高了政治地位，中医学术传统并未被业界完全抛却，这也可能是1958～1960年全国数以万计秘、验方的大部分没有得到中医界认可，后期研究整理未能深入进行的部分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由浙江中医研究所实验确证“蝌蚪避孕单方”无效的报道于1958年4月发表于《人民日报》，该报《编后》中告诫：
民间单方在经过科学分析、实验和研究鉴定后再进行推广，才能对人民健康有所保证！[65]
1958年11月《人民日报》社论要求，“必须组织人力把这些民间药方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并进行研究和鉴定。”当时已注意到民间药方使用上的风险：
如果不经过研究整理和实际验证，就大事推广，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一边把试用有效的药方先行推广，同时对另一些药方，进行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研究工作，才是负责到底认真推广的态度。[66]
各地整理出版的大量验方集基本遵循传统规制。195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北省《中医验方汇选》于每方列明献方人、方名、来源、主治、药品、制法、用法、禁忌、治验，可谓详备之至，无怪乎受到各方欢迎。江西省在采风献宝运动中收集了几十万首中医秘、验方，各地“先后编出了数以百计的中医验方集”，但1960年12月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整理出版的《锦方实验录》仅“精选了附有治验的255方”。时势固不可逆，而中医界终未失其法度！[67]
注：本文原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年36卷4期，配图由李剑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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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锦方实验录[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60.前言.
注释
① 国医研究会第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解放日报》,1941年9月17日。转引自文献［4］。
②李鼎铭（1881-1947年），陕西米脂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医。1941年后，历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等，曾提出“精兵简政”的重要提案，并热心推动中西医合作。
③ 吴棹仙（1892～1976年），名显宗，四川巴县人，中医。1915年毕业于重庆存仁医学校，后从针灸家许直祁游，得“子午”、“灵龟”针法秘传。1955年以“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向毛主席献《子午流注环周图》。
④ 施今墨（1881～1969年），祖籍浙江萧山，原名毓黔，中医临床家、教育家，近代中医领袖人物之一。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治愈了许多疑难重症，创制了许多新成药，献出700个验方。
⑤ 郭可明（1902～1968年），字大德，河北正定人，著名中医、温病学家，治疗烈性传染病“流行性乙型脑炎”成绩卓著。
⑥ 盛子章（1897〜1969年），河北隆化人，自幼从父学医，后在承德、内蒙行医，曾作承德市中医院副院长。1956年献“清血搜毒丸”等方，1959年获得国家金白土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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