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突如其来，我许多在医院工作的同事牺牲了和家人团聚的春节假期，不惧生死，奔赴在了抗击疫情的一线。面对疫情和生死，“逆行的战士”一下子成了他们最贴切的称谓。而就在疫情大面积扩散引起民众高度关注的前几天，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刚刚被患者砍伤，倒在血泊之中。
很惭愧，同样是中医行业的从业者，此刻我只能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呆在家中躲避疫病。甚至偶尔也和大家一样，难免有些焦虑。但身为一名中医学术史研究者，面对疫病，理应多一些专业的思考，供大家反思。如果能让大家读后消解掉一些恐慌，多些理性防疫，也算是稍稍弥补我未能战斗在一线的遗憾吧。
一、中医应如何介入疫病
疫病自古有之，危害不小，汉代医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讲：“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一个家族，不足十年，因之死亡者竟有三分之二之多。正因为疫病伤人之烈，古代方书无论是官修还是私纂，大多都载有治疫病之方，以备病时之需。许多医书则直接取名“备急”，如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病多药少的现实状况和编撰方书的实用性目的。避忌疫病，病时检书的心态和做法，古今皆然。此次疫情扩大后，社会上各种中医“献方”层出不穷，例如网上流传的以香油涂鼻的预防方法，还有以此为基础的各种香油替代物版或“香油+”版，有的人还借机渲染是家中祖传秘方，杜撰一段家传故事，不乏借疫病宣传自家之嫌。“献方”背后所折射的复杂心态耐人寻味，除了常人的焦灼与盲从、医者仁心与私心的较量这些表象，高质量医学科普的缺失、政府舆论引导及时性的提升等，都是值得深思的。
实际上，这些献方大多是从古代方书中检抄而来，在古医书中比比皆是，但是否都有效，有效性有多大，都有待验证。疫情当前，检阅古书以求良方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借助网络等公众媒体随意扩散，不但通常起不到预防的效果，反而会加重民众的焦灼。中医的介入，不应体现在此种层面上的纸上谈兵。信任中医、推荐中医、倡导中医早期介入，无可厚非，但应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没有一线临床的实地考察，没有对病人的全面诊察，便不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出各种治疗方案。疫情当前，对于普通人而言，不能无病乱用药。对于医生，尤其仅仅是“医学爱好者”而言，更不能乱荐药。
从中医官方介入来看，与2003年的SARS相比，这次疫情中医的介入速度、介入范围都大有提升。
1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主要基于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等专家到达武汉一线医院的实地诊察后而制定的，对疫病的基本中医病机判断为“湿、热、毒、瘀”。1月27日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则基于中科院院士仝小林等第二批武汉一线专家的诊察而作了一些调整，由先前第三版方案的湿、热，调整为寒、湿，认为本次疫病在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两次考察，两版方案，差别不小，我未到一线接触病人，不好判断是因为先后两次实地考察时病人所处疫病发展阶段不同，还是其他原因，毕竟疫病多变。对于不了解中医理论的人而言，这也许不好理解，但实际上前后两版中医诊疗方案的差别，并不能以孰是孰非来判断，而恰巧说明了中医治疗疾病时一贯强调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个性化治疗原则。1月25日，刘清泉院长武汉归来接受《健康报》专访时，便对此进行了说明，“中医治疗方案还将根据全国各地的发病情况进行调整。……要结合当地的特点因地制宜，与热结合而成湿热，与寒结合形成寒湿，与燥结合而成燥湿……但总归‘湿毒’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核心”。1月28日，仝小林院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各地可根据病情、当地气候特点以及不同体质等情况，参照方案进行辨证诊治。……凡是武汉输出的病人，与武汉当地病人治法基本相同。对无武汉病人接触史的患者，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制定适宜的治法和方药”。国家要发布中医诊疗指南，自然要面临治疗方案标准化的问题，但若固守标准化，又往往背离中医的个性化诊疗原则。所以，需要大家客观看待和评价先后两版方案。同时，先后两版方案的差别，也正是实事求是的好苗头，至少不再是纸上谈兵。网上流传的很多预防和治疗方案，一提到疫病就想到温病，一想到温病就想到清热解毒，药店的各种清热解毒药被摆到了入口的显要位置，犹如超市打折商品一般被疯抢，危害尤大。本来无病，一堆诸如板蓝根、金银花、连翘、黄连等清热解毒药用上去，千人一方，早已背离了中医预防的宗旨。
另外，这次疫情中医介入速度与范围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政策导向的调整和支持，并不能说明整个社会对于中医认可度和认知水平的提升，不能盲目乐观。连花清瘟胶囊、双黄连口服液被哄抢而空，尚需要官方辟谣。民众对风寒风热感冒尚且辨别不清，购买中成药无所适从。民众对中医的认识太有限，误区太多，中医科普依然任重道远。只有高质量的科普，才能提升民众认知、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整体水平。疫病不会消失，真心希望下次疫病来临时，不会出现今天哄抢中成药的社会百态。
二、良方何在
众所周知，此次疫病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买卖食用野生动物，导致病毒感染扩散有关。当我们困在家中躲避瘟疫，通过微信、微博各种自媒体接受五花八门、真假难辨的信息时，感恩医护人员奉献精神、感叹医疗技术有限性、热议国家公共卫生应对机制与能力的同时，更应该反思自我，要有敬畏自然之心，嗜欲无穷，咎由自取。
翻阅中医古籍可知，古人眼中的医学，与今天大家对医学的理解有很大不同。很容易发现的一个差别便是，今天对医学的理解更像是一种纯技术维度的，而古人则远不止如此。他们会谈天人关系、如何顺应自然规律而养生，会谈人的七情六欲、如何节欲适情以养生。简言之，古人对生命和疾病的理解，并不是狭隘的医疗技术层面。《汉书·艺文志》称方技之学为“生生之具”，“生生”二字便已明确与“治疗”的巨大差异，医经、经方等医学知识正属于方技之学。被奉为中医经典的《黄帝内经》首篇便是“上古天真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讨论的依然是“生生”的原则与方法。与之相比，治病固然重要，但对于中医而言，并不是第一位的目标和追求，正所谓“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己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2015年，我曾经校注出版了明代医家彭用光的《简易普济良方》一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这本书以往只有影印本，未曾校注出版。整理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依然是古人对于医学的理解与今天差别太大了。这本书大量摘录了宋代《证类本草》的内容，疗病以单味药为主，其中不乏常见草药之应用，灸治亦以单穴为多，取其便廉与简易，易于普济，便于贫困患者之自救，实用价值很高。除此之外，还用了不少篇幅来讲仕宦、处族、处家、处邻、养亲、读书、治养兽禽等日常生活要紧之事。让人很难想象，一本命名为“良方”的医书，会讲这么多看起来与医疗技术无关的内容。所以，人生无病，福寿安康，何止治病服药所能囊括？饮食居处，生活工作，人际相处，人与动物和谐共存，都与健康密切相关。因此，“良方”并非只是方药，这是古代中医的智慧所在，也是我们今天所缺失的，值得反思。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断层，今天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从小所接受的教育，现今的知识储备，几乎是清一色“现代化”、“科学”的，如何理解古人？古人的上述“良方”，是科学还是伪科学，是唯心还是唯物，是故弄玄虚吗，是腐朽吗？我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得首先放下我们现有的所谓的知识高傲和狭隘的科学主义。不懂的并非没道理，见不到的并非不存在，这理应是最起码的科学精神，却往往是唯科学为是者所缺失的。面对疫病，中医能带给我们的，实际上远不止治疗这一点点。诚然因为知识背景的差异，许多人并不信赖中医、使用中医，面对中西医学，不是要强求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理解我们自身文化的传统。透过中医学，可以了解中国文化的诸多精华所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天人关系。中医学从天人和谐的视角对生命规律的认知、对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理解，无论是宏观的治疗原则，还是具体的治疗方法，今天看来依然有诸多闪光点，对现代医学是很好的启迪和补充。钱穆先生在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中讲到，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暂且不从纯理论角度评判这种论断是否完全合适，一位思想家在暮年思考的依然是天人关系，是否对我们有些启迪？试问我们自己，已经有多长时间未曾亲近自然？浩瀚星空变得与我们无关，不知宇宙之大，不念众生之广，不懂敬畏自然，盲目自大。人类无法长生久视，疫病何尝不是自然给我们的一课？
三、疫病带给中医的发展反思
疾病非你我所愿，但疫病也带来了医学发展的契机，加速了医学理论更新和医疗技术提升的进程。西医未传入中国之前，传统中医积累了大量应对疫病的经验，形成了自身的理、法、方、药体系，行之有效。尤其是明清时期，面对疫病，汉代张仲景《伤寒论》所确立的六经辨治体系，以及以辛温药为主治疗外感的经方，已经很难应对当时的疾病。面对疾病谱系的变化，以吴又可、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为代表的明清温病医家，有感于古方今病之不相宜，提出了疫病有别于普通外感传染途径的病因学说，在金代医家刘完素、元代医家王履等前贤医家的基础上，发明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为代表的新的辨治体系，创制了一系列至今依然广泛应用的名方。所以说，瘟疫带来了中医学术创新和临床发展的契机。
今天的中医临床，包括此次国家颁布的中医治疗方案，基本依然是古方的加减。不是说这些古方加减无法治疗今天的疾病，而是说我们今天是否有明清温病医家那样的魄力，形成新的理论体系，以及与之对应的治疗方案，来指导临床。简单讲，今天的中医发展应该有更高的追求。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身处21世纪，但与古人相比，今天中医理论的创新水平并不高。今天所谓的部分“创新”和“科技进步”，甚至是以牺牲中医特色为代价的。中医的创新应该是多样化的，不是只有结合现代技术的创新才叫创新，如何基于自身特色提出一些符合或不失中医传统性的创新，而不是中医和其他现代学科的时髦性的简单拼盘，依然是中医需要深思的。中医从业者需要考虑，国家相关部门制定政策，特别是科研导向的制定，尤其值得反思。
另外，面对此次疫病，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又成为学界和民众热议的焦点之一。从中西医结合的历史形成来看，中西医结合固然有国家政策导向的影响，具体实施时虽然也有走样的地方，但中西医结合治疗疫病的疗效是确切的，2003年的SARS和此次疫病都可说明。大疫当前，不能有书生之见，要少些主义，多些现实。不要意气用事，不能有非此即彼的思维，一味贬低中医，或者贬低西医，甚至是要求中西医分家，中西医各自开医院收治病人，看谁的治疗效果好。病人生命岂可儿戏？疫情恰如一面镜子，既让我们看到了各地公共卫生应对能力、领导政治觉悟和管理水平，也看到了学术界许多人对待中西医，乃至中西文化的狭隘。中医介入，发挥长处，也不避讳自己的短处，我想这也是一种自信。通过此次疫情和2003年的SARS，中西医都应该认真思考彼此的得失之处，进而优化中西医结合治疗疫病的切入时机、合作方式、管理模式与临床方案，有备于未来，这也是交给疫病中每一位平凡、卑微而又伟大的病人的一份时代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