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从前，有的中医不懂病原学，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细菌、病毒等等这些病原物，但是也能看好感染性疾病，而且有的疗效很高，是什么原因？
【答】说到这个问题，又要从中医在发病学(即对疾病发生的理论)的特点上去探讨。
中医的发病学概念中，总的说有两大特点：一是重“病因”学，没有或基本没有病原学概念。即过去的中医生基本上不了解细菌、病毒等等是致病的原因。“细菌”两字在古医书里似未见着；而“病毒”两字却是有的，但请注意，它的含义与西医学里指的“病毒”这一具体事物是不同的！中医学里的病毒仅仅泛指致病的毒性物质。那为什么这两个概念又混在一起了？笔者想，这可能又是初译西医过来的人“好心办的坏事”。二是在病因学里又只重视内因，忽视外因。“重内因”与整体观念结合在一起又成了中医理论的特点之一。
先说中医学只有一般笼统的病因概念而没有病原物概念。比如鼠疫流行了，中医学只知道这是“疫毒邪气”所引起的，却不可能知道它的罪魁祸首是鼠疫杆菌，更不知道这病还与跳蚤有密切关系，所以也不可能有相应而明确的特效药与防疫学。什么原因？原因还是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前连显微镜都没有，更不用谈什么细菌学、细胞学等等了。
【问】那我们的先辈怎样治感染性疾病呢？
【答】于是时代条件又“逼”着我们的先辈转而从另一角度即“病因学”方向去发展中医学——在疾病发生后，从机体所表现的“综合反应”现象去研究发病的内在原因，从而调整了机体整个综合的抵抗疾病的能力(即抵抗力、免疫力等等)，而治愈了这一类的病。这就是中医学里病因学的特点。至于如何调整的，也在不断探讨阐明之中。
【问】中医的病因学有哪些内容？
【答】它的分类方法虽然历代繁简不一，但总的精神是以“三因学说”为基础，即分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大类。
(1)内因：就是书上所说的“七情内伤”。“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惊、恐这些心理情绪状态。这些状态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成病，如果太过异常了便成了致病因素而叫“七情内伤”。例如“思”，正常时就是人们的正常思维能力。当思虑过度(即常说的“焦虑”)等等而成“思虑伤脾”时，便是病态了(这种状态常易见于西医的神经衰弱等病)。
(2)外因：即书中所说的“六淫”(这里的“淫”字，含有泛滥、太过的意思，不是淫秽之义)和“外邪”，即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感“时邪”。风、寒、暑、湿、燥、火本来也是外界自然现象之一，当它们正常时称为“六气”，并不致病。但当它们异常了，导致太过与不及，便成为一种致病因素而称“六淫”了，就是一种病理状态。其实，从现在来看，这个“外因”、“邪气”，既包括了机体发病时的外界条件，如气候异常等因素，也包括了当时尚未明确认识的病原物在内的综合作用，却又不是指具体的某种病原物。举个例子：六淫外邪中的“暑邪”，除了指暑天气温过高对人体的有害作用之外，也应包括了许多夏季传染病的致病因子的作用。比如由乙脑病毒引起的乙型脑炎，就是中医里标准的“暑温”温病。如果从现代医学分析，那么这个“暑邪”既包括了夏季的气候因素，更包括了以往中医不能知道的脑炎病毒的作用，而且也应包括这个疾病的传染媒介库蚊、伊蚊等等的作用。又如中医外邪六淫中最常说的“风邪”：空气流动便成风，微风，对人有益，不致病，便是“六气”中的“风”。但它如果太过了，特别是把人吹病了(受凉等)，便成六淫之一的“风邪”而有风寒、风热、中风、内风、肝风内动等病证了。又如“火”，热极了成火，也是自然现象，应是“六气”之一，不然古人如何烧饭？但成了火灾就是六淫。在人体，此“火”还有一种生命动力的含义。前述“命门之火”就是典型例子。但它太过了，也成“病”，诸如肺火、心火、肝火等等都是，肺火可致咳喘，心火可致失眠、狂乱(精神病)；肝火类同心火而更甚……其他道理可依此类推。
(3)不内外因：即除了上面内、外二因之外的一些致病因素，比如饮食所伤、劳逸失度、刀刃外伤、虫兽伤害等等。它们中、西含义相似，比较简单，不难理解。
【问】怎样理解中医病因学中的“内因论”？
【答】中医病因学中有个很大的原则，即特别重视内因的作用。《内经·素问》中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见《素问·刺法论》)，意思是“人身正气旺盛时，邪气就不能侵犯，就不会生病”。又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见《素问·评热病论》)，即“凡是邪气侵入生病的，必定是正气虚弱的时候”。两句话意思相似，总的是：健康以正气为第一义。
那么，什么叫“正气”？在中医学里，“正气”是指机体一切对疾病的抵抗力、免疫力，也应包括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力，还应包括对某些致病因子感受性的降低或“不感受”等等；“正气虚”，则正和以上相反。“邪气、外邪”含义已如前述。
因此，在“正”、“邪”，内因、外因的辩证关系上，中医特别重视邪正的盛衰，它必紧紧抓住“祛邪”、“扶正”两个环节进行治疗。特别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发挥“扶正”的作用，从而达到“治病必求其本”的目的。所以“扶正”是它的强项。这个原则贯串落实在每种疾病的诊治环节上，这又是中医学的特色和优点之一。唯物辩证法也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也说明了中医学的“内因论”优越的一面。
基于以上观点，从“内因优越论”出发，是否可将它引申开来，认为大部分的病实际上都是以内因为主而发病的？试举一例：天花，臭名昭着的烈性传染病也。它的传染性之强，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忆犹新。有的脸上的麻子，就是它的标志。它曾夺去了多少病人的生命！经过人们的努力，现在已宣布它在地球上被彻底消灭了，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功绩！天花病毒，该是典型的“外因”了。但我们仔细一回想，它的消灭靠的是什么？是对这个病的“特效药”消灭了“外因”天花病毒？不是，是靠了普遍的预防免疫接种而实现的。也就是说靠的是人们普遍接种了减轻了毒力的疫苗——牛痘苗从而使被接种的人产生了抗体，得到了免疫能力而消灭的。现在分析：疫苗，是减轻毒力的天花病毒，是典型正宗的“外因”。这个外因只有通过内因——即机体对它起了反应而产生了抗体，才能起到免疫的作用。如果机体对这个疫苗不“感受”，不起反应，不产生抗体，也就无所谓免疫的作用(即所谓“接种失败”)。这类例子正是外因必定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证明，不正说明了“中医内因论”的优越吗？
但是且慢，以上所述，是否就说西医的“外因论”(笔者这样称它)就不重要了呢？不，不能，两者不能偏废。因为中医学虽然比西洋医学要早得多发现了天花的传染性以及类似的预防方法，但是因为没有能明确认识具体的病原物，更不能定性定量，所以也就形成不了完善的预防方法。比如在牛痘苗问世之前，我们的先辈是早已发现了它的强烈的传染性的，但是什么东西在传染？不清楚，只知道是一种“疫毒之气”在作怪。后来发现了病人的痘痂有预防免疫作用，于是创造了一种用痘痂(中含天花病毒，应是活疫苗了)让健儿接触以达到人工免疫的目的。但是因为这个方法不知道痘痂里含的是什么样的“疫毒邪气”(即不能定性)，又不知该用多少量(即不能定量)，所以也有很多健儿因“接种过量”，反而引发大病而丧生的(即不能人为地控制感染)。这个缺陷，也只有到了西医学，知道它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定性)，并通过牛痘苗的制作，减轻了毒力(定量)之后，才能安全接种而万无一失，因而消灭了这一人类的顽敌，这又说明了西医学的长处。
但从总的说，是否可以认为发展“内因论”的优势还是主要的？又举个例：治病如整一块地，“外因论”还只是杀虫(抗病原物)、培土(营养疗法等)一类的措施；而“内因论”则是在这块地“浇上水泥”，什么毒草毒虫都不能长，就更全面了。但这“水泥”如何“浇”法？就学天花牛痘的办法，大搞疫苗？从长远看也似非完满，仍只是单独作战各个击破的办法。新近搞基因改造，是对路了，但是还不够。笔者认为可以换个思路，到老祖宗中医的养生学(又叫“摄生”)里去找找看。《黄帝内经》里(素问·上古天真论)里就有一段说：“……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这段话是说：“……只要做到清心寡欲，不紧张，不急躁，心理安定了就没有什么心慌的，加上合理的体力劳动……能够这样，又怎么会得病呢？”这就是说还是要从更高层次的、宏观的、心理的、精神的方面加以探讨，再加上物质的微观研究的成就，两相结合，就更全面而相得益彰了。
【问】不是说，中医学里也曾有过类似病原物的记载吗？
【答】是的，在中医学里，我们的祖先们在长期的医疗观察中，对一些传染性疾病的传染性及传染因子是有所觉察的，有的描述也很详细，但终因限于时代条件，没有超出臆测推断论说的阶段，远远没有形成明确的病原学概念。
为说明以上道理，举肺痨病的“痨虫”为例说明：“肺痨病”，是中医病名，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肺结核”，它的病原是结核杆菌。虽然远在唐宋时代，我们的先辈们就已经说它是由“痨虫”、“瘵虫”等引起的(肺痨中医又名“痨瘵”)，并且也已发现了它的可怕的传染性。比如当时的医书《济生方》里就曾详细地描述它：“传变不一，积年染疰，甚至灭门……”(语译：传染很广，不断流传，甚至毁了整个家族。)这和西医说的“结核家庭”相同。又古书《直指方》说“痨证有虫，患者相继……”，“瘵虫食人骨髓”。但笔者认为当时所说的痨虫、瘵虫等等，也只是对这个病的传染因子臆测推理的描述，并不是说当时就已经发现了今天所知道的“结核菌”等病原物。所谓痨虫的“虫”，只是说明有这个因子而且很小而已。因为在当时，人们所能知道的，只有“虫”是最小的。既然看不见，但又会传染，那么猜想只有“虫”才是可能的了。并且由于肺痨病人最后的消瘦是常见症状之一，古医书中所谓的“大肉尽去”，所以更猜想说是痨虫、瘵虫更能吃人的骨髓(中医书里，认为骨髓也是十分宝贵的物质)。可见都是一系列的想象和臆测。他们远不知道传染物既不是“虫”，也非“食人骨髓”，而是结核菌侵入肺部后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和反应。
为更进一步说明“痨虫”说法的形成，下面试摘旧日《辞源》(午八六)(《辞源》戊种二册，民国四年初版，商务印书馆)中“痨虫”条目下的内容，就能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了：“旧称传染肺病之微生物为痨虫。唐段成式异疾志。载河南刘崇远有妹为尼。常有一客尼寓宿。病痨。瘦甚且死。其妹省之。众共见病者身中有气如飞虫。入其妹衣中。病者死。其妹亦病。茶香室丛钞谓此即今俗所谓痨虫也。”(语译：以前称传染肺病的微生物叫“痨虫”。唐朝人段成式有一部叫《异疾志》的书，其中载有一段说河南人刘崇远，有个妹妹是尼姑，时常有一位外地来的尼姑到她这里借宿。这客尼有痨病，消瘦不堪，而且就将死去。他的妹妹去看她，大家看见病者身体中有像飞虫一样的东西飞进他妹妹的衣服中。后来病者(客尼)死了，他妹妹也病了。《茶香室丛钞》这部书说，这本书(《异疾志》)中所说的飞虫，就是现在所说的“痨虫”了。)从这段文字中就可看到所谓“痨虫”一词的形成，就是说，人们先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了这个病的传染性，那是什么东西呢？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就只有臆想成看不见的“飞虫”了。《辞源》、《异疾志》、《茶香室丛钞》等等，都是一般的书，都不是医学专着，严格地说，不足为凭，但从此可以看出“痨虫”这一概念的形成，而且其影响极深远。比如就笔者所知，旧时还有人当肺痨病人死亡时，有人就立即将他的口鼻闭住，说是以防痨虫飞出传染他人。殊不知，这个传染物并非“痨虫”而是结核病菌，它早在病人去世前就已在空气中传播了。另外，从这些文献中也可看出中医学里的一些名词、观念的形成。因为当时缺乏定性定量的手段，许多都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臆想推断出来，然后再用它的理论如阴阳五行等等加以解释的。
又举一例：疟疾，在有了完整病原学的西医学里，已经知道它是一种由疟蚊传播了一种叫疟原虫而引起的传染病。在中医学里，这些当然是无法知道的，但中医学却也已知道这是感受了一种笼统地称为“疟邪”所引起的病，而且也发现了它的传染性，更发现了它流行的地域性。如《医学入门》一书中就说：“疫疟一方，长幼相似。”《诸病源候论》一书里也提到“瘴疟”一症系由感染了“疟邪”的毒气而起，并说多发于“岭南”、“山瘴”之地等等。“瘴”《辞源》说是“山川湿热蒸郁之气，人中之辄病”。(语译：“瘴”，是山水之间的一种湿热蒸发出来的毒气，人吸入或接触了便常会生病。)这里所指的“疟邪”，是说明它的传染因子，“山瘴之地”，说明它流行的地区性，但是尽管如此，却并不等于说当时已发现了现在已知的疟原虫。更不可能明确这“山瘴之气”是由于岭南地区易于滋生疟蚊因而起了传染作用的缘故。这也正如在科学史上在发现“氧”之前，只知称它是“燃素”一样。像这些，又是在研读中医古书时要细加分析的。
没有病原学概念，不知细菌、病毒，确是中医学里一个很大的不足。比如它没有明确的病原概念就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因此虽然它的某些药物方剂有着十分显着的疗效，但过去就没能筛选出像现代所知的“特效药”来……
没有明确的消毒概念，特别是灭菌、无菌概念的缺乏，所以中医的外科手术学就远远地落在西医后面。且慢，不是说远在三国时代的华佗，史书写着他的外科手术当时就到了颇为惊人的程度吗？对，这是事实，的确值得我们自豪。但当时为什么没有看到推广应用的记载？为什么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中医外科学，特别是手术学，没有更高发展呢？华佗虽说后来据传是被杀害了，但作为一种科学，如果它是有配套的科学基础的，那么一种疗法、一个发明，决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停滞不前的。所以笔者认为，这除了其他社会条件之外，在学术本身来说，没有明确的无菌概念，以及没有完整实用的解剖学等等都是停滞的原因。乱割乱扯，行吗？刀口发炎溃烂，行吗？当然不行。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华佗和中医的外科手术学，在当时有这样的成就，的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此后的不足和沉滞，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并应补上这一课的。
在防疫学上，也因没有病原概念，细菌、病毒都不明确，“邪毒”、“疫气”又是那样模糊笼统，这方面的成就当然也远远落在现代医学的后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