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老尝谓：“用药如用兵，兵，凶器也，不得已而举之。药，毒味也，不得已而用之。治国宜清正廉明，用药要中正淳和，乃长治久安之计也。” 
药物性禀五行，各有所偏，偏而多之，则久而增气。故《素问·至真要大论》云：“五味入胃，各归其所喜攻，故酸先入肝……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疾病之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阴虚者，阳必盛。阴盛者，阳必虚。而阴阳之所偏，以平为期，故药用既不可过偏，又不可过久。所以善治阴者，必从阳求阴，善治阳者，必从阴中求阳。董老认为：桂枝汤所以誉为群方之冠，因其为滋阴和阳之第一方也。真武汤乃温补少阴之剂，仲景在大队甘温辛热之中，佐以酸寒之芍药，乃阳中求阴之意也。当归补血汤，以益气之黄芪，配以养血之当归，是阳中求阴之治也，此皆淳和之意，以防增气耳。
董老临证，每多在温热药之中，少佐川军，即取其寒因寒用之意，又防温热之太过，滋补剂内少佐川军，既有补而不滞之利，又为向导之师；解表剂之中，亦多用之，既有制辛散之过，又有截断邪热之用。此皆效法淳和之意也。非大寒大热，董老从不轻举猛补峻泻之剂。董老慨叹，雷少逸曾云：“有病用之，则黄连川军也为补益之品，无病服之，人参黄芪亦是杀身之物。”此乃金玉良言，为医不可不知。
《内经》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勿使过之。”董老认为药物生于自然，性察五行，生成五味，化生五气，大凡药之气味其厚者，则为之大毒，气平味淡者，可谓之小毒或无毒之品。大兵之举也，必在强敌压境之际，大毒之用也，必是病邪猖獗之时。然用药亦必须辨证精确，药力适中，故仲景有急下存阴之用，又有慎用承气之戒。实寓中正淳和之意。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咸味滑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耎，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董老详查药之气味，临证从不矫枉过正，如表证之用辛散，董老亦慎。以防过于发散，卫阳受伤，致成亡阳之忧，每佐甘缓，或辅以养血、益气、滋阴、助阳等解表之法。肝性喜条达，辛味有使肝气舒畅条达之功，治疗肝病，董老早期常用一二辛味之药，然不宜久用过用，以防伤阴涸液。苦寒有清热泻下之用，过用苦寒则易化燥，咸味有软坚润下之功，久服则伤肾胜血，可引起肾阴不足。经久用之，心血凝滞之弊。唯甘平轻淡之味，性察中和，或竟无害，因其察五行之土气，有中正淳和之用也。故董老疏方，丘味均不过用，常于其中佐甘淡平和之品：
用药如遣将，组方如布阵阵之得失，关键在将；病之愈否，关键在药，故临证如何用药，至关重要。董老治疗积聚，即现代医学之肝硬化，在如何选用散结软坚化瘀药上，颇有心得，急性子、牡蛎、水蛭为其常用之药。
(1)急性子：散结软坚，急性子为凤仙花之果实，初熟即壳裂子出，故有急性之称，《本草纲目》曰：“凤仙子，其性急速，故能透骨软坚，庖人烹鱼肉，硬者投数粒即易软烂，是其验也。董老体会急性子是入肝散结软坚之要药，软坚力著，不伤正气，故临证每多用之。
(2)牡蛎：董老认为其在蚧类之中，软坚之力最著，因气味咸寒，而少腥臭，用无伤正之弊。牡蛎与鳖甲同属蚧类.鳖甲虽主心腹癥瘕坚积，然治肝积之力，逊于牡蛎，且其腥臭易伤正气。《汤液本草》记载牡蛎“咸为软坚之剂，以柴胡引之，故能去胁下之硬”。故董老于临证，常用牡蛎，取其软坚之力，而用于肝脾肿大者、
(3)水蛭：咸苦气平，入肝经血分，为逐瘀要药。《本草经百种录》云：“凡人身瘀血方阻，尚有生气者易治，阻之久则无生气而难治，盖血既离经，与正气全不相属，投之轻药则拒而不纳，药过峻，又反能伤未败之血，故治之极难。”水蛭最喜食人血，而性又迟缓善入，迟缓则生血不伤，善入则坚积易破，借其力以攻积久之滞，自有利而无害也。可见水蛭活血逐瘀之功，非三棱、莪术、桃仁、红花可比。
此外，董老亦善用麻黄，董老认为，麻黄者，质轻性泻，中空有节，味辛性温，故为宣发肺气之要药。寒邪外束，肺气被郁与桂枝为伍，风邪外袭，肺失宣泄者与杏仁合用；邪热内炽，热阻气机者以石膏为佐；若湿热之邪，犯肺伤气，法宜辛凉甘苦，然少佐麻黄既有透邪外出之机，又有气化生津之用。湿热之邪，弥漫三焦，法当苦辛淡渗，少佐麻黄，宣发肺气，使上焦得化，中焦得通，下焦得利，而湿热自除。若肾气不化，水饮内泛奢者，麻黄配白术，以宣上启下。肾不纳气，麻黄配熟地，可纳气归源。脾约不运，大便秘结，于麻仁丸中佐以麻黄，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而大便自调。故为麻黄只为发汗解表之剂者，未尽麻黄之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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