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黄口渴尿见红，栀柏茵陈甘草同。四药总能除湿热，不烦加减奏奇功。
这首歌诀是唐宗海写的，出处在《医学见能》。从这歌来看，唐氏治湿热黄疸，最推崇的方子，是栀子柏皮汤。栀子柏皮汤是仲景治伤寒身黄发热的名方，原方没有茵陈。吴谦认为：“此方之甘草，当是茵陈蒿，必传写之误。”到底是否如此？无法问到，只好存疑。但吴氏之注，对临床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对湿热黄疸来说，茵陈确实是一味对证良药，所以古今医家治黄，每多赏用。唐氏这张茵陈栀子汤，作者认为就是在栀子柏皮汤基础上参考吴氏之注化裁出来的。但吴又可认为，茵陈虽是治疸退黄的专药，若以病证较之，黄因小便不利，而小便不利又系胃家移热所致，“是以大黄为专功，山栀次之，茵陈又其次也。设去大黄而服山栀、茵陈，是忘本治标，鲜有效矣。或用茵陈五苓，不惟不能退黄，小便间亦难利。”这话原是针对胃家实热为主者来说的，治瘀热较盛者用茵陈蒿汤，不拘泥于原方药量，重用大黄，这样从实际出发，活用经方，较之按图索骥的呆板用法，灵活得多了。但为了贯彻退黄当以大黄为主的主张，贬低山栀、茵陈的退黄作用并否定茵陈五苓散的治黄价值，就失之偏激了。这种毛病，前人时有，并非仅是吴又可，如赵养葵治黄疸，对解郁法很重视，为此，他竟说：“有湿热发黄者，当从郁治。凡湿热之物，不郁则不黄，禁用茵陈五苓散，凡见用五苓茵陈者，十不一生，当用逍遥散。”这显然有片面性。所以，我们读古人书，必须自具只眼，妥为弃取，如果不攻瑕辉瑜，撷取众长，做一番整理提高工作，就谈不上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
从理论上来说，湿热黄疸的辨证论治，应当分清湿、热、瘀、郁四个方面。如果湿胜热轻，慎勿大用苦寒，恐反伤脾胃，当用茵陈五苓散加减。仲景说“黄家所得，从湿得之”“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张元素说：“阳黄法当先利小便。”陈复正说“脾土强者，足以捍御湿邪，必不生黄。惟其脾虚不运，所以湿热乘之，治此者，无非暂去湿热，茵陈五苓散亦佳。”这是前人的宝贵经验，我们不能因部分医家的偏激之言而予以轻忽，倘擅用苦寒，伤阳损脾，阳黄就有可能转化为阴黄。但如果是热胜于湿，又不可偏用淡渗，恐反损津液，当用茵陈山栀汤加减，这对素禀阴虚者，尤须注意。因为热易伤津，若撤热不力，大用渗利，就有可能转化为热燥黄疸或燥瘀黄疸。现在治湿热黄疸，一般是：湿胜者用茵陈五苓散，热胜者用茵陈蒿汤，这个原则不错。但作者认为热而无实结者不妨用茵陈山栀汤，如有腑实腹胀，则以茵陈蒿汤为对证，如瘀实较甚，就可用吴又可那张重用大黄的茵陈汤方，碰到肝郁症状明显而瘀热症状不甚的，则不妨宗赵氏法，用逍遥散出入。但须知瘀湿相因，气血相关，瘀甚的不等于无郁，郁甚的不等于无瘀，湿胜的并不是无热，热甚的并不是无湿。根据气病可以治血，血病可以治气，清热利于祛湿，渗湿利于清热的原理，其间用药，应予兼顾。至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何者先用，何者继进，出入进退，用药能否丝丝入扣，这要结合三因制宜，圆机活法而又非数言可毕了。
作者认为临床上典型的热胜型或典型的湿胜型实际上并不多见，而多数病人是以食欲不振，心泛，脘部不适，乏力，发黄等为主证，这是湿热阻于肝络，气机郁而不舒，木不疏土，影响脾胃的表现。针对这种病机，作者曾选《医学传灯》中的茵陈柴苓汤（柴胡、黄芩、半复、甘草、猪苓、泽泻、赤芍、茵陈、麦冬、茯苓），随证化裁而用，很觉应手。作者认为此方取柴胡之解郁，配赤芍之活血，是调肝之治；用茯苓复健运，合甘草护中宫，寓扶脾之法；而麦冬一味，是据仲景“疸而渴者难治”之说，虑其津液受损，为防渗利太过而设。从方剂来源看，这是茵陈四苓散与小柴胡汤化裁而成。从组织理路来说，此方是一个利湿清热并重、肝脾两脏兼顾的结构。从选药特色来说，此方具疏泄不太过，扶脾不太壅，祛湿不太燥，清热不太寒，祛瘀不太破，护阴不太腻等优点。这些用药特点和上述组织原则，对一般的湿热型黄疸型肝炎，是很可取法的。
总之，湿热黄疸的治疗，不可只以利湿、清热、行瘀之品杂凑成方。选方也不可概用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等套剂。如果忽视辨证论治，不知过用苦寒淡渗之弊，治疸必用茵陈，并杂入龙胆、大青、山栀、木通、车前子之类，有时就难免与病机不切。所以，作者认为中医有许多治疸的良方良法，正等待人们去发掘，岂独茵陈山栀汤、茵陈柴苓汤等数方而已。
——本文摘自《中医精华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