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慈氏素有脾虚腹胀之症，时增时减，已十余年矣。辛酉岁，年六十有四。十一月间，因家务辛苦，连夜发潮热，亦含忍不言，忽尔浑身面目俱发黄，竟成疸证矣。初用清热利湿之药，如茵陈、栀子之类，一剂服下，夜热更甚，百种不安。余思其脉坚劲洪大，搏指之极，乃革脉也，外有余而内不足，不可作寻常疸证治。又思从来内有本经之病，则本经之色必现于外。黄者，脾之本色也，素患脾虚，今又久未服药，脾虚之极，故脾之本色发露于外。至发露于外，而内里之元气虚竭无余矣，则此之发黄，正脾虚欲竭之候，当健脾补正，不可复用清热利湿之药重伤真元，况疸证有湿热者，小便必短少，兹独勤而多，则非湿热更可知。
细细揣定，遂用人参一钱，佐以扁豆、山药、陈皮、茯苓、甘草、半夏、煨姜，因其夜必发热，加当归、丹皮，因平昔服术不安，故不用术。服此一剂，是夜热轻而安神，各症俱减。服过三四剂，又复大热不寐，更加参一钱，去半夏，服下又安甚。服过五剂，又复如前不安矣。内人徬徨云：“病愈数日，又复增重，必然不轻，当接高明先生商酌，不可单靠自家主意。”余曰：“无益。接名医至，彼只认病之外貌，不能认病之真神，见如此洪大之脉，必谓一块实热，见如此发黄，必谓有湿。直以芩、连、栀子、茵陈、灯芯之类投之，非徒无益，又害之矣。”内人又云：“也接来一看，免人议论，如此重病，竟不接人医治。”余曰：“吾求实效耳，岂务虚名乎？”父母之前，亦欲务名，则狗彘不如矣，刘伶所谓“妇人之言不可听也”。
余细思，若谓参不宜服，则初用便当不安，何为多服然后不安？毕竟虚重参轻之故。因又加参一钱，每剂用三钱，余照前药服下，是夜热竟全退矣，退过三夜，又复发热，腹仍胀。余思参至三钱，力竭矣，再不能复加矣。如此脾虚，必须加白术方好。向日虽服不得，此日又当别论。将术制极透，竟用一钱，又思脾虚之极，虽参术不能为功，不惟无功，且恐更添胀闷大虚者，正补无效，当补其母。火为土之母，补下元真火，能运行三焦，熟腐五谷，而胀满自除，且使参术塞药，皆能运行不留滞于中焦。遂加附桂各五分，只服一剂，次日觉口中有津液，不似从前干涩，饮食知味。
连服五剂，腹软大半，服半月余，腹胀全宽，饮食多进，小便减少，黄色尽退。又照前调理半月余而能复元起床。度岁，新年拜庆，生平快意，无逾于此，庶不负数年究心医学之功也。嗣后痛定思痛，设非自知医理，证必不起，其中几番轻而复重，若非自己主意坚稳，亦必至不起。有友人谓余：“医虽精，不无荒废制举正业。”余曰：“前保全一祖母，今保全一老母，乐不啻南面王矣。即现在三公之位，亦不以彼易此。况未来之科目，无据之文章乎？
——本文摘自《吴氏医验录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