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戌春月，佛岭僧人（号松石）患伤寒十日矣。初起大泻三日，后始发热，服表药热不退。连服三日，汗出如雨，昼夜不止，发寒战。转而为大小便闭，饮食不进，不能成寐。凡经九日，濒于危矣，汪石老嘱其徒迎余治之。
余视其日内所服之方，皆黄芩、枳壳、元明粉、木通、泽泻之类，盖欲通其二便也，而二便愈闭。余诊其脉，浮大虚软，重按细如丝。余曰：“此虚阳外浮，阴寒内伏之证也。若用此种药通二便，再十日亦不得通，惟用姜附则立通矣。”遵仲景以真武汤敛阳制阴之法，用附子、黑姜各五分，人参一钱五分，黄芪二钱，白术、茯苓、枣仁各一钱。服下，安卧汗少，至半夜而小便通矣。初解出黑汁碗余，次便黄，次便长而清，遂知饿食粥。余谓小便既通，大便自然亦通。因汗出亡津液，故大便闭，补养一二日，俟津液内润，自然大解，一毫劫利之药不可用。
越两日，照前药加沉香五分，服二剂。大便亦微通，汗全敛，食渐多，神气爽朗，脉和平有根，万万无虑矣。无如二阴之间，出有一毒，至此日溃出脓血。盖此僧素有坐板疮，将病之前，有人教以水银、雄黄熏法，疮果立愈。旋发一毒，乃疮闭之故。
余再四嘱之曰：“汗出大伤元气，疮毒又复出脓，人身气血几何堪此亏耗？即治毒，亦惟参芪托里，切不可用清凉解毒药，重伤真元，为一指而失肩背也。”余仍予前药服之，神气渐旺。
越三日，其徒孙（号师古）惠一札云，家师祖仗大力得以回生，感德不可言喻，容当图报，日今饮食渐多，汗全无，夜亦安神，二便已通，自信从前寒证，已可保无虞矣。但疮仍出脓，昨有外科来看，云要清热解毒，煎药不敢予服，只贴膏药，特此请教，不知彼药可用否？
余复之曰：“用温补药，助阳消阴，方得取效。尚虑元气未全复，何曾有热可清，即要解毒，亦只宜参芪托里，此外科正治之法。如外科治发背、对口，必重用参芪，一切寒凉药万不可服。”
次日有名医在潜口，潜口有与僧最契者，为延视之。名医云：“自然要清热解毒，人参丝毫不可用。前之发热者，总为要发此毒，原非伤寒也。”噫！若因发毒而热，何为汗出亡阳？何为二便一闭七日？何为起初大泻三日？何为饮食不进？何为七日不寐？若云有热，参附不可用，则初用一剂，即当烦躁发狂，唇裂舌焦，异常不安，何为口反不渴？何为反安神熟寐？何为小便立通？何为久汗顿敛？何为知味进食，神气渐充？此言全不当理，而彼辈无知，只谓名医所见，自然不差，况乎三告曾参杀人，即不信亦信矣。遂依用黄芩、山栀、苦参、花粉、连翘、金银花、归尾、枳壳、木通、赤芍，一剂下咽，陡复发汗，又复寒战不休，从前狠症俱出，则药之相反为害可见矣。忙往加减，名医只得加参三分于前药内。昨云人参丝毫不可服，次日又用参三分，已自矛盾矣。又只用三分于十数味寒凉药中，如置一弱小君子于千百凶徒之内，其能有为乎？服次剂，寒战出汗不止，呕恶不食，脓出清而白，此虚寒无元之证佐也，则凉药之害，已了然矣，使于此而翻然悔，仍用从前温补有效之剂，犹或可救，乃必不省悟，又复接名医加减。
医至，则云我为尔清开些了，再清数剂就好了，再数剂而僧果归西矣。余初治此病，竭智尽虑，乃能出独见于群流之上，奏奇效于转睫之间，诸友共见共知，深为僧幸，并为余称快。迨僧死，友入反不为僧惜，而以负余前功为惜。噫！余实生之，而人以名杀之。余于彼必死之时，挽之使生，忽遭一人于必生之中夺之致死，岂不重可惜哉？故虽未得收全功，亦备载之，以为轻命重名者之戒。
——本文摘自《吴氏医验录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