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叔（字圣臣）庚申年春月起病，时年四十。向因生意不遂，又复遇盗，心事忧郁，春间遂成心疾。时在如皋医治，过用泻心之药，心疾虽愈，昼夜不能寐。至七月回家调治，余往候之。见神色惨淡，目珠不能转动，足不能行，强行一二步，如有重物绑在足胫上，挪移不动，口不能言，任问数十语，总不能回答一字，每日只能食粥一碗，勉强食饭一盅，胸腹中觉哽塞不下，足有四个月并未曾得寐一刻。
为诊其脉，沉细迟缓，余断为此由忧思伤心脾所致。前之心疾，皆心脾受伤而为不足之证。医者清之泻之，致元气益衰，而成此种病状。且心与肾，一火一水，若夫妇然，夫之不幸，即妇之不幸，故心损则肾亦亏。《经》曰：二阳之病发心脾，女子不月，男子有不得隐曲。盖言心脾病而肾必损故也，肾损而精气不能上升，故口喑不能言。肾主骨，故骨弱而足不任地。法当大补心肾脾三经。然久不寐，骤用温药，病家必疑。姑用大补气血及健脾药，使之得寐为验，而后渐进可也。
定一方用：人参、黄芪各二钱，当归三钱，山药三钱，白术一钱五分，枣仁一钱，甘草、陈皮少许。药派定，将煎服。里中有接某名医者，病者之令堂，急求一视。名医云是浮游之火，其四令弟夔若叔，以余所定方示之，名医持方掷地，厉声曰：“此浮游之火，如何服得人参、黄芪？如何服得白术、当归？服下还要发狂了！”深信其言，遂不敢用。名医立方用：花粉、黑参、麦冬、天冬、知母、贝母、丹皮、百合、竹叶、童便。夔若叔以其方示余。余曰：“目睛不动，口喑足废，食不运化，六脉沉迟，真火衰息矣。余方将要补火，彼反谓有火而用寒凉之药，真不可解。”
夔若叔苦询：“此药可服否？”余曰：“幸药剂轻微，便服一二剂，亦未必杀人。但恐胸中更痞塞不能食，加以呕吐涎沫，体更软倦，不能坐立。至于不得卧，自依然如旧也。然不服名医之药，无以慰令堂之心，听自裁夺。”于是将此药服二剂，果一一如余所言，病益加重矣。病者虽不能言，心内尚明白，摇手断不复服其药。其令弟见余言颇验，遂将余前所用之药，煎成予服，是夜遂得寐一个更次。次日又服一剂，又复得寐。
第三日病者之密友特候之，劝之曰：“令侄先生之药既效，观其方案所谈，又极有理，自然不差，但见兄病势甚重，歙中凡有高明，多该予彼一看，多方商酌，庶几有济。闻某先生极高明，盍往求治焉？”次日果往。某先生见其不能言、不能食、胸腹不舒，云膈中有痰。用厚朴、香附、半夏、陈皮、萝卜子等项。服一剂，依然不睡，再一剂，更加痞塞，时时呕吐痰沫。病者意中，自谓困笃已极，万不能起，即服参亦未必复生，不如留参资为后事之需，遂决意待毙。一卧七八日，竟不服药，亦不起床。令弟夔若叔又来见余，备道其故。又云前先生之药，业已奏效，奈时乖偏遇有情人，多此一番波折，致家兄立意不复服药。家兄素敬服先生，仍望鼎言劝之。余因往劝之，诊其脉更加沉细。因谓病者曰：“病势固重，若信心用药，余力可保，勿以他医两番用药之误，遂尔因噎废食。依余用药，连服四五剂，设若无效，余当议罚，参饵之费，余俱代偿。”病者始点首，悉照余前方，加附、桂各五分，增人参一钱。
夔若叔云：“胸中不舒，仍求酌之。”余曰：“下焦无火，故中焦不能健运，脾虚之极，乃吐诞沫，虚则补母，补火以生土，则土自旺而胸膈自宽。若用利气之药，正气愈虚而愈塞矣。”遂依方服一剂，是夜大睡有鼾声，次日神气便稍旺，饮食易下，亦不呕吐涎沫。连服六剂，饮食倍加。
复迎余视之，余甫进门，病者便一步跳出门限，拱手称谢，说话有音，目珠活动。余喜曰：“子无恙矣！”诊其脉，脉亦有神。前方内减当归一钱，加益智仁六七分，柏子仁一钱，远志八分。服十剂，饮食夜卧俱如常，举步有力，遂出门谢客，言论风生，一一平复如常矣。后晤友人，云如此重证，亏尔用此重剂，半月而愈，医法可称神奇。余笑曰：“有此证，宜用此等药，殊无足奇。惟如此火气息灭之病与脉，而名家尚云有火，必不用补而用泻，必不用温而用寒，是则真奇也。”
——本文摘自《吴氏医验录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