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的病变有虚实两个方面：一般可概括为气虚、气陷、气滞、气逆四类。前二者属于虚证范畴，后二者则属于实证范围。本文拟就气虚、气陷证加以探讨，重点就补气法临床运用经验心得作一初步介绍。
气虚病证，多由劳伤过度、久病耗伤、或饮食失调等因素所致。一般常见的气虚证有肺气虚、心气虚、肾气虚，肾不纳气等。由于气虚病机是元气不足，脏腑功能衰退，元气不足则宗气必虚。宗气出喉咙而司呼吸，贯心脉而行气血。宗气虚损，故而少气懒言声低而怯。同时宗气不足则卫气虚，卫表不固，腠理疏松，汗孔开合失司，因而自汗气乏。气为血帅，血为气守。气虚则化源不足，血行无力而虚少，故见舌质淡，脉象细软无力等。
气虚除了其共同脉证外，尚须根据各脏腑功能特点，进一步分析其虚属于何脏何腑。如肺气虚的特点，是“主气”的功能衰退；心气虚的特点是“主血脉”、“藏神”功能衰退；脾胃气虚的特点是腐熟水谷和运化精微的功能衰退以及中气下陷；肾气虚的特点，是“肾藏精”、“生髓”、“主骨”和“气化”、“封藏”等功能的衰退。
气陷，是气虚病变的一种，是以气的升举无力为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脾气虚陷。气陷证多由气虚而来，多因中气不足，失其统摄、维系升举之职，其临床表现既可有气虚的共同脉证，如头目昏眩，少气倦怠等外，主要还有胸闷、呼吸困难，或腹部胀坠感、脱肛、子宫脱垂，大小便滑泄失禁等。
“虚则补之”。对于气虚之证当采用补气之法自不待言。但气之所属不同，兼杂证候各异，因而补气之法，又有多种形式。如益气甘温除热法，益气补心脾法，益气摄血法，益气活血法，益气利水法，益气补肾法，益气升陷法等等。补气之方，古方甚众，皆可随证选用。巧在随证加减。补气之药，余多用黄芪、人参、党参之类，尤喜用黄芪。黄芪为补气之要药，张元素谓其用有五：补诸虚不足一也；益元气二也；壮脾胃三也；去肌热四也；排脓止痛，活血生血，内托阴疽，为疮家圣药五也。自《金匮要略》以来用黄芪为主的复方不可胜数，且随着配伍之不同，其作用亦因之而异。笔者临床运用其复方治疗各种以气虚为主的疑难重症常随手奏效。余将近年来治疗一部分疾病的经验笔之于下。
益气升阳治疗虚热（甘温除热法）
东垣谓：饮食劳倦伤及脾胃，元气不足，火乘土位，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气虚则火旺，火胜则乘其脾土，脾虚元气下陷则阴火上升，会发生“气高而喘，身热而烦，短气懒言”。又云：“脾胃一伤，五乱互作，其始遍身壮热，头痛目眩，肢体沉重，四肢不收，怠惰嗜卧，为热所伤，元气不能运用，故四肢如此。”此即李东垣首创的阴火论。“火与元气不两立”，此火不是温养脾胃生长之气的“少火”。“少火”发源于命门，又名“肾阳”或曰“元阳”，这种火与元气是互相资生的。至于东垣所说的“阴火”，即是“生气”的“少火”变为“食气”的“壮火”，既助心火上盛，又损脾胃元气。阴火越升，元气越陷，谷气下流，这是产生脾胃病的主要原因。东垣认为这种“食气”的“壮火”，是“元气之贼”。因此在诊断治疗上非常注意这种矛盾的偏激，原则上应用甘温之剂以升其阳，补其中，稍佐苦寒以泻火，以解决火与元气之间的矛盾，这是颇有创见的。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皆属此类，临床用之，确有良效。
脏腑肢体皆禀气于脾胃，故称“脾胃为后天之本”。饥饱劳役伤其脾胃，则众体元气无以禀附，故阳气下陷，阴火上乘，即《内经》所谓“阳气者烦劳则张”。此类发热多见于过劳后增重，一经休息则热减，但多低热缠绵，经久不退，经西医各种检查无异常，因而不能确诊。
刘某，女，42岁，干部。1977年1月13日初诊，低热不退2年。2年前感冒发热，高热退后体温一直未复正常，经常波动在37.5℃ ~37.8℃之间，过劳则增重，休息稍好。经哈市各医院检查未能确诊，又去京沪某医院检查亦未确诊，曾用抗生素及中药滋阴清热之剂治疗皆无效。来诊时体温37.6℃，自觉倦怠乏力，午后发热；伴短气懒言，口苦纳减，右季肋及后背疼痛；舌淡红，苔薄，脉浮濡。此属内伤脾胃。阳气下陷，阴火上乘之证。宜甘温除热法，以升阳益胃汤治之。黄芪20克、白术10克、党参20克、黄连7.5克、半夏10克、陈皮15克、茯苓15克、泽泻10克、防风7.5克、羌独活各7.5克、柴胡10克、白芍15克、生姜7.5克、红枣3枚。水煎服。
1月24日二诊：服上方10剂，病情明显好转，服药2剂后全身微汗，体温降至36.8℃，继续服药全身逐渐有力，短气好转，背痛减轻，全身仍不断微汗出；脉象较前有力。此脾胃元气渐复佳兆，继以前方守服。
2月8日三诊：服上方9剂，体温一直稳定在36.5℃左右，自觉全身有力，饮食增加，诸症消除；舌润，脉缓。后又服上方数剂，体温未再升高乃愈。
按：此案即升阳益胃汤原方，用黄芪、党参、白术补气益脾胃，诸风药升阳，茯苓、泽泻利湿，佐黄连以清热。补中有散，发中有收，为治气虚发热之妙方，笔者屡用之以奏效。
——本文摘自《张琪临证治验实录》
